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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读后感大全_励志文章

来源:三国霸业网   时间: 2020-10-16

  《科举》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1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举》读后感(一):古今一致

  科举的贡献就是考试选拔这种制度的设立。至于其学习内容,从一开始就对所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帮助,生员无非是识字。事务能力方面年代越往后,经学越兴盛反而越不具备,几乎就是行政废物。律法,税收,民政,经济全都靠着吏员和师爷。而且这种考试模式通过下面宫崎市定写于60年代的评价观照今天,自己看

  “随着竞争越发激烈相比单纯的个人才能,自身所处的环境对考中科举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是生来具备相同的才能,有钱人比穷人更有利;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比生于农民家庭的人更有利;成长于文化发达大都市的人比偏远乡村的人更有利。作为结果,文化的不均衡越来越呈现出地区性,财富分配也越发不公。”

  这个任何时代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新旧之分。

  《科举》读后感(二):考场里的鬼怪

  继续接龙:在《科举》里感受到日本学者的举重若轻,笔触平和而细致。一方面科举制度是相对开放和公平的,另一方面科举制的外壳下涌动着天赋、贫富、运气等诸多的差异性。宫崎市定把“金榜题名”更多的归结于运气,诚然能耐得住三天两夜的地狱级考场,还得提防魑魅魍魉的干扰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发挥本身就是运气。然而,暗河之中的贫富差距、投机取巧又何尝不是一种天生运气?

  中国古代是有“神灭论”,而没有“无鬼论”的,在《科举》里多次提到了考场风云里的牛鬼蛇神事件,在中国古典小说里也随处可见怪力乱神的故事。我借用了栾保群在《扪虱谈鬼录》里的观点来解释,他认为鬼怪在中国充当了一部分西方信仰里“神”的角色,“鬼”成为了维系现实中的家庭延续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人对鬼神的想象,其实就来自于解释世界的冲动。而佛家的地狱轮回和中国本土鬼神的世俗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充当了警示性,劝诫和说教的功能。所以,当考场上出现的一系列鬼神事件,其实就是人间“礼”的延伸影射,只不过在极度压抑的状态下被无限放大,对人起到了心理暗示作用;同时也赋予考场内发挥不佳或超常发挥的世俗化解释。

  《科举》读后感(三):夜半吟哦与读书

  非常平和的小册子,比较完备地介绍了明清科举考试的过程以及个人的评价。作者认为,学校制度与科举考试本为两种制度,前者完成便可谋取职位,后者是对前者的选拔,后来,受人们"进取心"和利益的考虑以及社会的实际变化,前者逐渐成为了后者的筛选与准备阶段。同样地,官府对学校的态度尤其是对基层学校如县学的态度不能一直处于"乡贤"模式这一视角来考察,学校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随着社会承平日久,考生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因而科举考试的选拔机制较于开国初期有所迟滞,另一方面,开办学校所投入的经费较于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且教员亦多为久试不中不能更进一步者,失意者等等,教员素质多不能保证,且学校里廪生、增生、附生人数较多,教学质量亦不难想象,最终,生员这一入学的名号成为了名誉而与乡村士绅联系密切,从这一点来看,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能以一种固化或者以幻想的思维来考察。 科举考试的选拔其意义在于"文官化"机制完成,不过,其人员构成以及能力思想不可一概而论。科举考试的艰辛,不仅是对经济实力的衡量亦是对自我精神的折磨,不知,诸多考生于贡院中看着环境恶劣的考室和与未来前景密切相关的试卷会不会联想到文天祥的"七气",同时,夜半时分,望着邻座灯火通明,吟哦不绝,会不会又有些许急迫呢?或许这种环境的恶劣是为日后熟悉官场生态打下心理基础,人生泰半时间耗费在赶考应考途中亦算是为朝廷选拔人才。毕竟,拥有创造性可能会与跅弛不羁联系到一起,朝廷想要的可能是一颗能讲所为之事发挥到极致的螺丝钉,以此来推动这个社会朝着自身期许的状态稳定运作。至于,考生穷经皓首也算为自己找了一件消磨光阴的事情。人生算不算枉过呢?不好说。

  《科举》读后感(四):从科举到高考,为什么说寒门再难出贵子?

  说到考试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噩梦,很多人参加工作多年都还会梦到回到考场,可见高考对我们影响之深。

  考试制度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而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又产生过重大影响。

  科举的诞生:对抗贵族政治的武器

  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的《科举》对中国科举制度有着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科举的诞生是皇帝用来对付贵族政治的武器。

  魏晋南北朝期间门阀士族势力非常强大,甚至有时比皇帝权力更大,在官僚的选用上,也基本被世家大族所把持,而且很多官职甚至可以世袭。

  隋唐统一以后隋文帝为了打击贵族政治,加强皇帝的权力,开创了科举制,皇帝通过科举制选拔自己的官僚队伍,进而实现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科举的影响:抑武崇文促和平

  科举制产生的影响很多,宫崎市定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使得官僚体制开始抑武崇文。

  在中国历史早期,军功对于做官意义更大,尤其是秦朝的崛起过程中,汉朝很多重要职位也由是军官担任,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朝因为是少数民族,军功对于做官也非常重要。

  自从使用科举制选拔官僚,文化对于做官起到了决定性意义,官僚体制开始抑武崇文,尤其是宋朝,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所以整个宋朝对武将特别防范,导致武将的地位特别低。

  宫崎市定认为正是官僚体制的抑武崇文导致了唐朝以后,军人对政治的干预能力下降,军事政变特别少,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和平。

  科举制的缺点:录取少,易结党

  宫崎市定认为科举制早期的缺点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录取人数较少,另一个是容易形成党争。

  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录取人数开始膨胀,后来已经供过于求。对于党争,后来科举制出现了殿试,所有进士都是皇帝取的,都是天子门生,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师生和同学形成的党争。

  此外,科举失意的人很容易成为政权的反动力量,尤其是王朝末期,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我还想补充一点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科举制对于知识分子的异化,使得他们缺乏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是人格的扭曲,比如范进、孔乙己。

  科举制的优点:为何寒门难出贵子?

  相比科举制的缺点,宫崎市定对科举制的优点评价更高,宫崎市定认为科举制具有开放性和公平性。

  开放性是谁都可以参加科举,只要往上三代都是清白人家,士农工商每个阶层都能参加科举,才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

  但是,根据科举人员出身的统计,其实官宦家庭出身的士子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主要是因为科举需要投入的费用非常高,朝廷只负责考试,不负责教育投入,普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这可能还与家庭教育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的高考,基本上大部分家庭都能承担费用,但是教育环境在贫富不同家庭中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从古到今,寒门一直都难出贵子。

  公平性主要是指科举制中的种种防作弊手段极其严格,而且基本上还是官员问责制,出现问题地方官员要承担连带责任。其实本书的主体内容就是具体怎么考试,包括怎么作弊和反作弊,讲述都非常详细。

  但是尽管如此,贿赂和作弊还是防不胜防。

  补充:加强统治和革命政党

  最后我还想补充两点:

  一个是科举制在对付贵族政治中确实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武则天开始使用科举启用了大批寒族来对付贵族势力。

  科举确实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个上升通道,科举也成为了古代集权统治加强稳定统治的工具,正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科举制的废除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教育的普及,使得大量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做官谋生的机会,加上工商业欠发达,因此他们开始转向政党,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

  再回到当下的高考制度,其实沿袭了科举制度很多缺点,比如应试教育导致的创新精神的缺乏。同时,也继承了一些优点,比如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对于来说,高考是一种较为公平的制度,虽然城乡之间和贫富家庭之间都面临着巨大的教育环境差距,如果采用素质教育或者美国式的申请方式,比如要求才艺、社会实践,甚至是家长素质考核,我个人认为寒门只会更难出贵子。

  《科举》读后感(五):书札

  在隋朝之前 大贵族的势力庞大 时常蔑视天子。隋文帝杨坚废除了地方世袭贵族做官的优先权 改为中央任命。为了掌握大量官吏预备队 从而建立科举制度。各种科目的及第者被授予秀才 明经 进士等头衔。

  启用官吏叫选举 而考试有各种科目 因此是按照科目进行选举 简称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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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宋代 大贵族被消灭 科举制度进入全盛。王安石反思科举制度 认为选拔官吏还应该加入学校制度。

  元朝初期 科举制度中断了四十年。

  明朝制定科举与学校制度并举的策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校制度变得有名无实。学校的考试变成科举考试的垫脚石。考试之外叠加考试。

  清朝时期 朝廷试图矫正弊病 但是仅限于保证公平。因此 反而又增加了考试。科举制度由此积重难返。于1905年被废除。

  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是各地国立学校的学生(成为生员) 入学之前有学校考试。

  中央设有太学 地方设有府学 州学 县学。入学考试被称为童试 分为三个阶段:在县里举行的县试;在府里举行的府试;院试。

  应考童试的考生 不论年龄 被称为童生。只要三代清白 不论士农工商 都可参加考试。此外 服丧期间不能考试。

  考试由知县出题 一共五场 最终筛选出可以进入府试的人。(只有第一场筛掉的人最多 过了第一场 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府试由知府出题 考试共三场 大约要筛掉一半人

  接下来是院试 由学政主持。学政虽然没有行政权力 但与总督和巡抚平级 直接对天子负责。学政负责主持考试。

  学政的任期为三年 期间需要视察下辖各府两次 分别举行岁试+院试 与科试+院试

  岁试:用于检查生员是否疏于学业 也等于检查教官是否尽职尽责

  科试:用于检查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是否有能力

  院试:童生入学的最后一关

  在学校中 生员有几种身份:监生 廪生 增生 附生。后两者是扩招的结果。 学校原本只有二十余名正式学生 由朝廷提供膳食 称为廪生。但廪生如果不死亡或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 那么就不会产生缺额 因此扩招成为必要。

  通过岁试 附生可以生为增生 增生升为廪生。当廪生十年之后 由学政推荐 可以进入中央太学 称为监生。

  岁试是能力考试 但是不论是监生还是附生 都需要通过科举才能步入仕途。因此没有人重视岁试 而学校制度本身也失去意义。许多生员变成了官员的幕僚 以此为生。

  科试为乡试的资格考试 通过者被称为举子。

  乡试三年一次 如果皇室有喜庆的事情 如天子即位 天子与皇太后大寿 会额外增加恩科。

  乡试考官由中央政府派遣 考官不会提前知道自己被派往的省份 也不准提前到达 以免舞弊。乡试考场在各省省会 考场被称为贡院 汇集了成千上万的独立房间(号舍)。号舍没有门 考场内的瞭望塔好似可以看见考生的举动 其实只有震慑作用。考试要持续三天两夜。

  乡试通过之后的举子称为举人 第一名为解元。中试之后 举人之间互称同年 尊正副考官为老师 而自称门生。天子数次下令禁止这种行为 认为这是结党 但没有效果。门生与老师之间从此结成政治同盟。

  乡试之后的第二年三月 在北京进行会试。参加考试的不止是去年的新科举人 还会有往届举人 人数将达到一万余人。因此增加了举人覆试 选出一二三等举人 给予会试资格;四等酌情考虑 暂停其资格一至三次;五等则直接降为平民。

  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 也被称为贡举。从历史上看 贡举才是科举的本体 乡试不过是资格考试 而殿试只是再考。在唐代 如果会试通过 就能成为进士。

  会试有三场 隔三天进行一次。三次考试算出平均成绩 通过者获得殿试资格 被称为贡士(准进士) 第一名为会元。

  会试覆试:确定贡士确实有能力;在保和殿举行考试 缓解未来殿试时的紧张;核对笔迹 确保没有替考现象。

  殿试:起源于宋朝。因为考生与考官的师徒门生关系已经发展为义父义子的关系 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因此天子举行一场形式上的考试 称为所有考生的义父。

  殿试由天子挑选的读卷大臣出题 最终推荐十份试卷 阅读答卷给天子听 由天子做出判断。天子理应到场监考 但身体力行者极少。

  殿试运气成分很大 也存在更多舞弊现象。

  庆祝:乡试之后有鹿鸣宴 会试之后有琼林宴 殿试之后有恩荣宴

  朝考:科举考试的后续 决定谁能进入翰林院 考试由翰林院负责。翰林院是皇帝的直属秘书处 也是高官的候补人才储备处。落选的人只能去地方做知县 以这种方式升官进入中央是很困难的。

  一等为庶吉士 留在翰林院学习 三年之后毕业;二等被委派至中央政府下层做官;三等被派往各地担任知县。

  庶吉士的毕业考试为散馆考试 一等被授予翰林院的正式官职 二等在中央政府任职 三等被派往地方担任知县

  武科举:流程与文科举一样 只是少了覆试。武举绝少建功立业 因为优秀的将领要从士兵做起 懂得士兵的心理 得到士兵的爱戴。另外 文科举的绝对统治地位 衍生出兵部尚书文官制。中国因此绝少发生军事政变 与军阀叛乱。

  制科:有些奇人异士或隐士 不屑于科举考试。制科意在延揽隐士。此制度隋朝就有 清军初入关时兴盛

  《科举》读后感(六):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科举

  刚刚到日本来留学的时候,我就钻进了学校的图书馆,想一探日本大学的文献家底。在“国别教育研究·中国教育”类的书架上,我确实见到了非常丰硕的馆藏,既有长年积累下来的统计资料,也不乏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顾明远、潘懋元等国内学术大家的著述也搜罗得大体完备。但我竟然没有见到哪怕一本和科举相关的著述。我当时还想,大概科举这个话题太古旧,对日本学者而言,还是当代教育问题更有价值吧。

  直到很久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政治·职官”类的架上找书,才发现那里摆放有整整两排关于科举的文献资料。我这才恍然大悟,日本人是把科举当作一个政治制度来理解了。在中国念教育学专业念得太久,自然而然地把科举视为了一个教育问题;每年高考之后,各地都忙不迭地宣传自己培养出来的“状元”,也在无形中加重了这种意识,将历史和现实重叠,用今天的高考来悬想古代的科举了。但仔细琢磨起来,日本人的这个归类是有道理的。科举,说到底也确实是一个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

  在日本学界,对科举问题阐释得最全面,影响也最深远的,当属汉学泰斗宫崎市定(1901-1995)先生所著《科举》一书。宫崎市定以清代科举制度为核心,介绍了一个古代中国读书人要为之奋斗的漫长历程,先由县试、府试、院试,再经乡试、会试、殿试,终至状元及第。国内讲解这套流程的文章多如牛毛,我便不赘述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这套科举制的理解和评价。

  宫崎市定非常明确地指出,科举是一套选官制度。它在隋代得以创设,是径直向六朝以来的世袭贵族政治发起冲击。天子要与贵族圈子抗衡,便要以科举为途径,延揽一些出身下层的人才,以为己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朝廷里最感觉到孤家寡人的武则天,同时也是最积极推动科举的皇帝。这套制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甚至将贵族也网罗了进来,以至于日后,贵族出身的唐人薛元超在步入晚年后竟会悔恨自己年轻时“不以进士擢第”。由唐入宋,中国由贵族社会进入平民社会。平民想要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就会为之付出更大的心血,也势必对拔擢他们的皇帝更加感恩戴德。科举中的“殿试”一环,也是在宋代才有的。皇帝亲自对士子们加以检视,士子们顶着“天子门生”的光环,步入官场后自然就成了皇权的延伸。这种情况步入清代以后愈加明显,长年太平,冗官渐多,科举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经不是为了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只是为了以八股文网罗住天下的读书人罢了。宫崎市定很敏锐地看到,科举制度从来都是皇权政治的附属,是天子用一根线拽着的木偶。

  与此同时,科举对中国教育的伤害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政府投入民脂民膏的所谓太学、府学、县学,全部沦为了考试预备校,而且舞弊丛生。稍稍读过点明清小说的朋友都能体会到,有钱公子哥的出路大抵都是“捐个监生”吧。另一方面,历来得不到健全发展的民间教育,终究不出私塾、家塾的范畴,最后也都要汇入科举的洪流之中。因此,在宫崎市定看来,科举制度,很可以说是皇权政治凌驾在了教育之上。步入晚清之后,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清政府不得不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科举依旧延续着历史的惯性,起到了不小的反向作用。有鉴于此,宫崎市定反复提醒读者,科举制度虽然历来以“开放”和“公平”这两点自傲,但所谓“开放”,所谓“公平”,都和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差得很远。

  就在几个月前,海外学者李弘祺教授的名作《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也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李教授的许多看法和宫崎市定不谋而合。

  日本自古以来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元素,但科举始终没有成为舶来品,进入日本社会。如今想来,其原因还是在于科举的政治属性。因为古代日本有着明晰的身份制度。天皇在上,将军掌权,诸藩大名镇守各地,再往下则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武士可称是最末一层的贵族。这种身份制度是生来注定,不得改窜的。无论社会如何流动,也只是在阶层内部流动。因此,科举以及科举会带来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憧憬在日本并不容易得到认同。事实上昆明市癫痫病最好的医院在哪,要一直到了1872年,明治政府才颁布《学制》,不问身份,而为所有“国民”提供相同的教育。

  但日本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便认为古代日本普通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低下,那又未免失之狭隘。古代日本有两种近乎平行的教育体系。一种是藩校,向武士阶层传授儒家经典。因为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贴近,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另一种则是由民间开办的寺子屋,学生都来自普通百姓家。这些小孩不太在乎儒家的高妙义理,只用学简单的阅读、书写、数学,又或者是做生意时必须的算盘功夫等等。寺子屋的兴盛是古代日本非常独特的现象,它使得日本在步入近代之前就拥有了非常高的全民识字率,这在全世界都颇为少见。

  学者辻本雅史认为,日本没有引入科举制,就使得上层社会的学者始终将儒家学说视为一种思想资源,既可攻讦,也可辩驳,不完全定于一尊,而且不必和干禄之学混在一起。日本儒学者身上的包袱要轻很多。而且,也正是这批人在幕末时代最积极地和西洋学问接触,像对待中国学问一样去对待西洋学问,趟开了一条路子。另一方面,寺子屋培养出来的众多讲求实用,也能够识文断字的民众,则成为了明治日本产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那个时代的日本,就像一艘小艇,飞快地转向了西洋化的浪潮。

  (本文初刊于《教师月刊》2017年第8期,乃基于日文版而写。浙江大学中文版的具体情况未详,但引进这本日本汉学的名作,乃是功德之举。)

  《科举》读后感(七):不平等的教育:读宫崎市定《科举》

  初得知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在国内出版时,以为会是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买到手却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颇感意外。虽然如此,书的内容倒也丰富。宫崎市定作为京都学派史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中国史的多个领域都有研究,这本《科举》正是其代表作。书中分别针对县试、府试、院试等学校考试,乡试、会试、殿试等科举考试的流程,以及彼此间的关系作了详细介绍。但宫崎市定这本书的意义与其说是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科举制度,毋宁说是通过研究科举反思日本教育。

  一般而言,我们会把科举制与古代教育联系起来,但宫崎市定认为,科举是为君主甄选预备官员的一种选官制度。六朝时期,魏文帝采纳大臣陈群的意见,创立九品中正制,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却使得地方贵族的势力越发猖獗,而寒门子弟却进阶无途。在贵族主义鼎盛时期,他们垄断了地方政治,帝王的权力也不得不对他们做出让步。隋朝统一后,隋文帝无法容忍贵族权力的骄横跋扈,于是创立了科举,从全国各地选拔官吏,与之对抗。在当时,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设想。有唐一代,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贵族权力的不断削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正是这一种情况。巧合的是,乌衣巷和王谢旧宅在秦淮河的一岸,而另一岸正是江南贡院(举行科举乡试的地方),如今又添了一座科举博物馆。

  在宋代,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增加的殿试一环,让进士成了天子的门生,彼此间建立起了一种的特殊的联系,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加强了君主独裁的权力。在宫崎市定看来,科举的另一创举是任用文官统领军政,抑制军人势力,使军队无法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显然,宫崎市定在此处看到了日本陷入军国主义之后穷兵黩武的局面。但这样的创举使宋朝在对外战争上始终处于积弱之势,也是不可否认的。

  科举消解了地方贵族,却也造就了另一群特权阶级。他们通过院试,晋升为学校生员,但欺压乡里,反倒成了地方祸害。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所指就是这群人。

  科举看似不问出身、不问贫富,向全国各地取士,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科举更多地面向富余阶级,而贫苦出身的人们则没有赴考的能力。据统计,明朝中期,参加科举所需要的诸如旅费、住宿费、交际费等合计约白银六百两,相当于如今的20万,还不包括学习的费用。这并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纷纷涌向科举的窄门。在古代,没有比做官从政更荣耀的事情。科举中试,同样光耀门楣,而因此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更不在话下。这使得科举的竞争越来越大,考试的科目渐次增加,考试地狱因此形成,许多屡试不第的生员都把自己的精力消磨在了故纸堆中,考官、考生的不端行为更是屡见不鲜。“范进中举”听来可笑,却是当时生员的真实写照。宫崎市定在书中对考生的精神状态以及科举与民间道德和鬼神之说都有着详细的阐发。

  或许是对这种情况有所预见,早在北宋改革时期,王安石创立了学校制度,并想以此代替科举取士,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学校反倒逐渐成了科举的附庸。因为只有通过院试考入学校,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因此学校考试向着科举看齐,而学校教育已是名存实亡,不但学校里没有实际的教学活动,生员和政府也不重视学校教育,“只要成功入学,学校就像无用之物一样不被生员们放在眼里”。教育本身是花费金钱的事业,政府不愿过多投入,一切的教学费用都转嫁到民间,类似于私塾的教育机构都是依靠民间资金才能运转下去,这意味着穷苦人受教育的机会更加渺茫。宫崎市定认为,中国在宋代便建立学校制度,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之后教育反而一直在退步。

  科举制虽然在1905年被废除,但废除的只是一种选官制度,科举的道德观念一直流传至今,从未断绝。我上中学时,老师讲起地方名人,总会提及宋代词人陈亮,原因无它,正是因为陈亮曾在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状元及第。殊不知,此时的陈亮已是知天命之年,翌年便去世了。同样地,老师既不会提及陈亮与辛弃疾的好友关系,也不会提及他的政论文章。可见,即使是千年之后,状元的头衔依旧是一顶桂冠戴在百姓心中。我上高中后,房东曾对我和我的母亲说,要是租住她房子的人家里出了大学生,她也觉得光荣。此后,我竟真考上了大学,成了父亲一脉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父亲因此在村里有了脸面,村里人见了都要夸他会教育孩子。然而事实上,我能考上大学更应该归功于我的母亲而非父亲。前不久,当我决定考研时,父亲对我说:考不上就太丢脸了。

  江浙一带是教育大省,未来的大学生定会越来越多。伴之而来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我上学那会,培训机构虽则有,但很少,规模也小,很少有学生会选择去上补习班。近十年光景,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无论成绩好坏,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选择给孩子报补习班,这说明考试的压力在逐年增加。但另一方面,上补习班极大地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这意味着经济能力稍差的家庭将无法给孩子更多的帮助,在这场浩大的升学考试运动中被迫处于劣势地位。孩子们想要凭借高考改变命运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诚然,个人的努力能够弥补个体间的差距,但无法改变阶级的分化。宫崎市定在后记中略带嘲讽地叱责家长们的自私,他们对子女们教育的热心“令人感动到流泪的程度”,却对公共教育的投资表现得非常冷淡。然而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分地归罪于家长。

  培训机构几乎是为各类升学考试而定制的,于是乎成绩便成了唯一的标准,所以无论是老师、学生或家长,在这个机构里都只看重考试成绩。我们很难断定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对于培养一个人才究竟有多少实质上的贡献,如同科举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文章大家一样,培训机构也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出现的。这既不能怪罪于培训机构,也不能怪罪于身处其中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但终究要有人为这样的局面负责。归根结蒂,教育的问题所牵涉的并非只是教育。

  旧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然而新的时代还远未到来!

  补充书目:

  李弘祺 《 学以为己》

  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

  《科举》读后感(八):【转载】中国的科举制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被人看作考试地狱?

  转自好奇心日报: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1177.html?share_from=app&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作者:曾梦龙

  如果没有产生考试地狱,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宫崎市定,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留学法国。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兼教育学部长、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是战后“京都学派”第二代巨匠,最负盛名的东洋史学研究家。 1958 年,宫崎市定以专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大奖; 1989 年,日本政府颁予其文化功劳者勋章。著作《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序论

  根据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天子是受天委任、负有统治天下人民义务之人。但是因为天下广大、人民众多,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统治,势必要在人民中间寻找助手,不得不让他们分担一部分工作。这些人便是官吏。由于官吏的好坏对政治上的影响是重大的,所以必须任用人民中最为贤明的人。为此,最佳的手段便是采取从万人之中公平选用人才的考试制度。于是科举诞生了。这确实是出色的想法。而且这一考试制度成立于一千四百睡眠痫是哪些症状多年前的 587 年,事实理应值得惊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就欧洲而言,日耳曼民族的迁徙造成了大混乱的局面,到了 6 世纪乱局才得以平息,随后开始了中世纪式封建诸侯割据的漫长时期,同时作为其代表,这也是骑士道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可以比肩封建诸侯的是特权贵族,然而他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时已然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新型社会萌芽正在发育。科举制度也不是单纯地由儒教理念形成,而是受到了实际政治需要的促进,诞生于历史的运动之中。

  那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贵族主义全盛的时代,在地方上有势力的贵族群体根深蒂固,就连帝王权力也不能不对这些人做出让步。他们以地方的州为单位,在此形成了可以说是贵族联合政权的地方政府。要职全部都被本地的贵族垄断,唯独长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所以只是从整体上勉强维持住了貌似统一国家的体面。这种贵族群体以地方政府作为基础,如果形势好的话,便进入中央政府并受到重用。而在情况不妙的时候,就隐退地方蛰伏起来,慢慢地谋求东山再起。中央政府若是不看这些贵族的脸色,则不能顺利行政。因此贵族愈发放肆起来,互相炫耀自己的门第甚至比天子悠久,就连蔑视天子权力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隋文帝无法容忍这种贵族的恣意妄为。他否认了一切对于地方政府的世袭式贵族优先权,改为由中央政府任命派遣地方官衙的高级官员。为此,中央政府必须随时掌握有大量的官吏预备队,而因为要培养这种官吏资格持有者,才建立了科举制。也就是说每年中央政府都从全国招集报名者并举行考试,给各种科目的及第者授予秀才、明经、进士等头衔,认定他们是资格持有者,再根据需要任用为各地的官吏。

  在中国,起用官吏的事情称为选举,因为考试有各种各样的科目,所以就是按照科目进行选举,而科举这一词语是到了唐代才形成的略称。之后,从进入宋代开始,科目虽然只集中于进士一科,但直到清朝末年为止都依然使用科举这个词。

  如上所述,科举原本是天子为了与贵族斗争而创造出来的武器,可以说大概在随后的唐代三百年间,科举基本完成了它的任务。到了之后的宋代,在世间反抗天子的强大贵族已经荡然无存,而科举的全盛时代也到来了。天子能够依靠科举来充分补充官吏,供自己任意驱使。有宋一代,科举出身的政治家可以自由地施展才能,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派政治首次得以实现。

  但同时也从这个时候起,反省产生了——选用官吏是否可以完全依赖像科举这样的考试制度?北宋中期登场的著名政治家王安石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提出了更加先进的想法,并开创了学校制度。王安石认为不能全凭考试来选用官吏,必须先在学校对他们进行教育。从现在来看,科举制度在这个时代理应让位给学校制度。消灭了宋朝的蒙古人建立了元王朝,但王朝最初专事武力,无论对学校还是科举都没有任何的兴趣。然而在被征服的汉人之间,对科举怀有难以终止的思念之情。在此期间元王朝也一点点开始了汉化,同时还因为汉人的迫切愿望,中断了四十年左右的科举得到了复兴。虽然是小规模的,科举却一直延续到了元朝灭亡。

  将蒙古人向北驱逐、恢复了汉人政权的明太祖,制定了学校和科举并用的政策。在全国建立学校、任命教官,先在学校里对学生们进行充分的教育,再通过科举考试从学生中选拔优秀的人才。但不幸的是,这项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抽去了主干。耗费金钱的学校教育已经变得有名无实,学校的考试逐渐被当成了科举考试的垫脚石,之后科举变形成了极其不受欢迎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从头至尾只是连续的考试。

  清朝原封不动地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但科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之后,弊病逐渐积累,清朝努力于尽可能地矫正弊病。不过只是以消除不端行为、谋求公平为目的,所以结果就成了在考试之上再添加考试,越发增加考试的负担,没能发挥出多大的效果。而且到了清朝末年,弊病反而越来越严重,科举最终被社会所嫌弃。正在此时,欧洲新文明的波涛奔涌而来。欧洲文明包括了自然科学、实验、制造的要素,而这些如果不通过学校则无法教授。于是清朝政府也终于屈服,将1904 年作为最后一年,决定以后不再举行科举。

  但作为考取科举之人的称号——进士的名称仍然被继续使用,清朝按照学历对大学毕业者或者海外留学的归国者授予进士。日本的服部宇之吉博士受到清朝的聘请,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师范教习,出人意料的是他在 1909 年归国之际,被赠予了进士的称号。朝鲜确实有人到中国参加科举并成为进士,而阿倍仲麻吕在唐代究竟是否成了进士是不确定的,排除这一例,日本方面只有服部博士是在科举制崩溃之后成为的进士。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以上主要是从天子的立场出发审视科举制。但是站在人民一方,从作为参加者的立场来看,还会产生不同的感觉。科举是天子特意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寻求人才的制度,所以响应科举并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可以说是男儿一生的壮举。但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就职的便利。在旧中国,如果说到赚钱,没有比做官更划算的职业了。而且这在获得实际利益的同时还带有荣誉。

  从科举创始的 6 — 7 世纪到之后的数百年间,做官吏之外的生财之道很少。至于明代,虽然从这时开始社会发生了变化,只要一心一意做买卖,也能够舒适地生活,但作为商人是脸上无光的。而且,如果想做大生意的话,就无论如何都要卑躬屈膝地和官场方面保持联系,否则很不方便。所以与其为了赚钱而忍受屈辱,不如自己成为官吏,光明正大地抓住好运,这才是最为聪明的做法。

  于是世人争相涌向科举之门,宽阔的大门也逐渐变得狭窄。随着竞争越发激烈,相比于单纯的个人才能,自身所处的环境对于考中科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是生来具备相同程度的才能,有钱人比穷人更有利;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比父母没文化的人更有利;成长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的人比偏远乡村的人更有利。作为结果,文化的不均衡越来越呈现出地区性,财富分配也越发不公。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在这里,最受益于环境、最富才能的人聚在一起,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竞争,科举考试变得越来越难。所以如果没有产生考试地狱,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科举》读后感(九):科举、教育与社会

  从1905年被奏议废止算起,科举制度告别中国,已经有百余年时间。然而这项推行时间长达1300多年的文官选拔制度,直至今日,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从社会上下对于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的推崇和重视,到“状元”“金榜题名”“落第”等流行词汇的广泛运用,就足可管窥科举制度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力。

  这样的影响不可能不体现在图书出版当中。诸如“高考状元经验谈”“我在北大等你”“我在清华等你”一类的书籍,几十年来,一直位于畅销书籍之列。与此同时,国内外关于科举制度的学术研究专著,近年来也可谓是层出不穷,何怀宏先生的《选举社会》、李弘祺老师的《学以为己》和韩策老师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都是其中的上佳之作。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几本好书的影响力,主要仍然局限在学术领域,关于科举制度,国内却一直缺少一本可以雅俗共赏的历史科普类读物。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去年年底引进出版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或许恰好能填补这一空白。

  有趣的是,宫崎市定一生一共出版过两本同样命名为“科举”的小书。启真馆引进的这本《科举》,是宫崎市定1963年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小书,并被冠以“中国的考试地狱”这样颇具标题党效应的副标题;而他的另一本《科举》,则是在二战末期应征入伍之前,急就写成,并于战后的1946年,于秋田屋出版的小书,这本小书已经被国内的后浪出版公司拿到版权,预计今年下半年,也会跟中国读者见面。相比之下,1963年版本的《科举》,由于写作时间更为从容,以及书中跟中国和日本的教育、社会体制紧密结合的论述,影响力要明显更大一些,自问世以来已经再版数十次,累积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笔者看来,启真馆出品的这本《科举》,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其一,就是本书对于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权力格局、教育体制,以及社会流动性之间互动关系的精彩论述。

  在宫崎市定看来,中国统治者之所以要在隋唐时期引入科举制度,就是以政治权力向知识阶层的普遍开放,来对抗已然对皇权造成重大威胁的贵族官僚势力。而伴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成为官员选拔的主流方式,一方面广大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士子,以天子门生的身份,普遍成为皇权的拥戴和支持者;另一方面,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又重新取代贵族官僚,成为可以跟皇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宋代名臣文彦博的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名言,就是明证。而到了明清两代,伴随着皇权力量的大大加强,科举制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为政权提供后续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其考试内容和形式,又成为皇权统治和控制知识阶层的有力武器。在这本小书里,宫崎市定用精炼短小的篇幅,将科举制度之于中国政治史的重大意义娓娓道来,让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宫崎市定也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普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从宋代开始,伴随着政权往往依靠科举来选拔官僚的,是其对于公共教育投入的逐渐减少。这种将教育责任推给个人和家庭的方式,实际上变相限制了阶级流动,因为虽然理论上,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准备科举以及赶赴科举考试路程中的高昂费用,却是普通平民所无法承受的。

  而在本书后记当中,宫崎市定从科举制度延伸开来,对日本教育制度和终身工作制的利弊治疗老年癫痫病最好的医院是哪家讨论也很有意思。宫崎市定认为,日本考试制度的高竞争性,跟日本社会实际上实施的终身雇佣制,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要想减少考试制度的竞争性,或许就应该加强工作与人才的流动性,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思考中国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的竞争性和残酷性来说,不无裨益。

  其二,就是本书对于笔记、小说、传说等野史层面的材料里,大量科举掌故和科举故事素材的运用。读宫崎市定的这本《科举》,最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就在于此。

  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野史材料里记录的掌故和故事,往往荒诞离奇,甚至夹杂有不少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宫崎市定的眼里,这些材料却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一来,它们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考生、考官以及科举社会生态中的每一份子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二来,它们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这本科普小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宫崎市定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上述野史素材的运用,对后世海内外的科举研究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关于科举研究的名著《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就同样采用诸多科举托梦预言的故事素材,来展现明清两代科举考生内心的纠结与焦虑状态。

  其三,就是本书在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对于学术性的不懈追求。

  尽管在书中提及了大量的上述科举掌故和科举故事,但宫崎市定撰写本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清代颁布的《钦定学政全书》和《钦定科场条例》等第一手史料文献。正基于此,本书在兼顾中国科举历代发展历程的介绍同时,以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状况和社会生态,作为论述的重中之重。这就自然让笔者想到一部成书于清代、以明清两代科举社会生态作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名著《儒林外史》。巧合的是,《儒林外史》中最著名的“范进中举”故事,在宫崎市定这本小书里也有引用。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地方世族。这让早年的吴敬梓既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又能拥有傲视官场、不为科举所驱使的资本。而这样的出身也使得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和皇权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大肆嘲弄那些死读书、为区区功名利禄而奔忙的庸俗士人;另一方面,他又对具备真正儒家精神风范的士人,包括这种精神背后的皇权,具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与想象。《儒林外史》之所以会采取前三十回讽刺,后三十回励志这种先抑后扬的写作方式,显然跟吴敬梓的家庭出身有着密切联系。吴敬梓反对的,仅仅是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机械化的选拔方式,而并非反对科举制度本身,更是无意质疑皇权和整个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这种批判科举制度,而又内生于科举制度的写作姿态,跟宫崎市定立足于科举制度,而又跳出科举制度,从中日教育与社会的宏大背景出发,审视科举制度的写作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每一位写作者都不可能脱离其身处时代去进行写作,这一点,我们也无须过分苛求。

  如果读完了这本篇幅短小的《科举》,大致了解了中国科举生态的基本生态之后,能够再进一步,去阅读这本以中国科举士人生态作为描写对象的名著《儒林外史》,在如此适合读书的春天里,岂不是乐事一件?

  就此搁笔。

  2019.4.7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9年5月25日在《深圳特区报》阅读版刊发,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伯樵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刊发的《两本<科举>的故事》一文的启发和影响,在此致谢,配图来源于网络。)

  《科举》读后感(十):人生本来就是连续的漫长竞争考试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科举制表达了这样一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期待——每个人都有在公开、公平的竞争性考试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肯定,进而实现阶层跃升,获得政治权力,施展个人报负的希望。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头翻到尾大概只需要半天左右的时间。文中的许多观点,比如科举制设立的初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后来逐渐僵化的原因以及它的优势和不足,在历史课本以及其它一些地方都已有所涉猎,但本书对这些观点的解析依然令人耳目一新。也让人再次领略了宫崎市定等日本汉学家的文字风格和研究功底。

  之所以给这本书打四星,实在是掺杂了一些个人的因素。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拿它同另一本汉学著作,即孔飞力的《叫魂》进行对比。两本书的结构十分相似,都在前面的大多数章节对事件&制度本身进行了详尽的、甚至略显枯燥的叙述,而真正让人感到作者功力之深,令人回味无穷的部分则在于最后几章的分析。而我之所以给本书打四星,是因为孔飞力《叫魂》在最后两章对官僚君主制下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互动,以及皇帝、官僚与平民在妖术恐慌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之深层动机的分析太过精彩,令人拍案叫绝。有孔飞力珠玉在前,《科举》的最后一章中对科举制的优点与劣势、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的分析稍显平淡(也有可能是语言风格、个人习惯的原因),略低于我的期待,因而扣去一星。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两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只是前者更加引起我的共鸣而已。

  科举制最早的设立是隋唐时期为了摆脱自汉以来的孝廉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宫崎市定还有另外一本书叫《九品官人法研究》就是在研究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带来的贵族政治对于皇权的威胁,将选官用人的权力由地方收归中央,建立一支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官僚队伍。就这样的一个目的而言,科举制的实行效果无疑是立竿见影的。正如书中所举的例子那样,唐代一个叫薛元超的贵族晚年最大遗憾就是未参加科举,未成为进士。通过隋唐三百多年的进化,科举成功地驯化了对皇权造成威胁的贵族政治,建立了一个对于皇权有着共同政治认同的官僚团体。

  事实上,正如宫崎市定在最后一章分析的那样,科举制最大的两个优势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公平性。虽然从实然的、经验的层面上来说,科举制最后依然是少部分人的游戏,能够供一名读书人从童生到进士的家庭依然是少数的富裕阶层。【但是,从应然的层面上来说,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科举制表达了这样一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期待——皇帝的子民都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考试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肯定,进而实现阶层跃升,获得政治权力的希望。】即便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利益,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却始终是被官方&大众的价值导向唾弃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舆论治国,不端行为太深的时候就会受到舆论的制裁,当事人将被毫不客气地打倒在地,无法翻身”(摘自本书P139),而跟在舆论之后的,就是国家权力的制裁,维【禾急】和疏导舆论,维持公平性价值,疏导公众意见才是第一位。即使事实上没有人犯错,也总有替罪羊出来倒霉。(书中咸丰年间的案件、以及书中没有提到的明洪武年间南北分榜的起因)。

  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到后来在逐渐地僵化。宫崎市定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较好的分析,科举制的目的在于选拔,而非教育。教育的成本自始至终都被转嫁到了民间,而教育的整体水平从宋代以降就一直在下降。明清地方的府学、县学根本发挥不了教化的作用。而随着朝代的承平日久,能够提供的职位也越来越少,参加考试的人却越来越多,从各种各样的“覆试”,到对《圣谕广训》的默写,再到其它各种各样的奇怪要求,一道道叠床架屋式的制度设计,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了把多余的人才筛选掉。在这样的被选择的过程中,制度中的人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可言。笔者曾在去年参观了建在江南贡院旧址上的中国科举博物馆。书中也附有江南贡院的原图。这种类似于福柯式“全景敞式监狱”式的庞大建筑群是对这项制度中,制度与人的关系的最好诠释。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的许多事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也许会有更好的答案。就以笔者目前正在准备的考研来说,意向学校给出的参考书,大多编写于上世纪90年代,观点、内容陈旧,与目前学科前沿几乎脱节。但是依然每年作为考研指定参考书,让一批批学子前赴后继地整理、背诵。我无意指责这项制度,这项制度本身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这样的考试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也是为了把多余的人筛掉,对真正的学术研究能力的考察,也许在其中并不占有太大因素。(就以我的专业课而言)。

  此外,正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那样,东亚的教育现在都聚焦于对个人竞争能力的投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到匪夷所思的“高考移民”,大家都在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争夺有限的公共资源,但是整体上对公共资源供给的增加和整体教育环境的改善则漠不关心。在当前,以家长和考生为主要代表的个体往往希望更加在大环境下适应制度,而非通过自身的努力对制度施加改变。从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的角度讲,这又涉及到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公共议程施加影响的意愿和能力,在此不做过多探讨。

  也许从隋文帝首开科举开始,通过竞争性考试来从庞大的基数中脱颖而出就成了东亚民族的本能。笔者也经历了中考、高考等过程,幸运地站在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竞争性考试在当代只是发挥了把不同的人聚集到不同地方的作用,而在聚集的地方如何经略自己未来的人生,一方面要靠自己个人的奋斗,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考上进士,鱼跃龙门,也不过是漫漫宦海的开始“人生本来就是连续的漫长竞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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